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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生育这件大事需统筹解决

时间:2006-7-15  作者:蔡双喜  来源:中国妇女报  查看:1437  评论:0
内容摘要:生育这件大事需统筹解决司法的力量显而易见曾被聘为“欧莱雅”公司销售主管的黄女士,在休完产假上班时,被另外安排为美容顾问主管。但是,拿到工资后,黄女士发现,自己的月工资仅3000元,比原来的4050元少了不少。黄女士感到不满,把这家有名的大公司告上法院。日前...

生育这件大事需统筹解决

    司法的力量显而易见

    曾被聘为“欧莱雅”公司销售主管的黄女士,在休完产假上班时,被另外安排为美容顾问主管。但是,拿到工资后,黄女士发现,自己的月工资仅3000元,比原来的4050元少了不少。黄女士感到不满,把这家有名的大公司告上法院。日前,上海静安法院一审判决由“欧莱雅”公司补足黄女士自2005年5月至12月的工资差额7470.27元。

    “公司安排我担任美容顾问主管,可并未说明调换了工作岗位后,要削减收入。”黄女士表示,她曾向公司提出异议,在没有获得满意答复后,提出了劳动仲裁申请,也未获支持。

    “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间降低女职工的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当记者就该案采访审判员杨佩芳时,她笃定地说,“我们应该依法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黄女士一案在上海很具有代表性,据上海市妇联权益部陆荣根介绍,这些年,通过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企业对怀孕女工的侵权方式有所变化,直接辞退、解除合同的情形少之又少,但是,“巧妙”换岗降薪、变相减少收入等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静安法院对黄女士一案的判决是一个很好的判例。在侵权方式上,企业是变得越来越‘聪明’,然而现有法律的规定又不够明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维护女性生育权益,司法的力量显而易见。”陆荣根对记者说。

    “妇联和法院在工作中都会涉及女性生育权益问题,但相互间的沟通很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邱联认为,维护女性权益,妇联和法院要建立沟通机制,妇联陪审员如能参加审理,充分发挥作用,更有利于案件公正处理。


    立法的支持更为关键

    “解决目前职业女性陷入生育困境的问题,司法的保护需要仰仗,立法的支持更为关键。”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认为,应该使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约束力。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7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但是法律并没有对‘工资’加以明确。”上海市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宋钟蓓指出,“‘工资’的成分很多,所谓工资是否包括奖金和津贴,在实践中不好认定,现实中因此而引起很多争议和纠纷,有关‘工资’的规定急需在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法规中细化。”

    据宋钟蓓透露,目前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正委托上海市总工会、市妇联进行调研,力图修改《上海市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其中“工资”有可能修改为“工资待遇”,以更好地维护女性的特殊权益。

    在发达国家,如德国、挪威,法律规定,雇佣休产假女工的顶替者,只能是临时工,其劳动合同到被顶替者休完产假归来时自然终止。这种规定值得借鉴,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刘明辉建议,我国应在正在制定的《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得擅自对怀孕妇女降职降薪。雇佣临时工顶替休产假的女工,保证该女工能够回任原职。”

    针对《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呼吁,“我国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使生育保险与养老、失业、医疗、工伤保险列入同等重要地位,成为强制实行的社会性保险。”她认为,《社会保险法》需要从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范围、提高给付标准、延长给付时间等方面加以明确,使生育费用由企业负担真正变为由社会共同负担。


    必须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国家还必须健全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建立以政府劳动部门为主体、有关部门参加的劳动保护监督检查机构,定期对企业进行检查,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依法严肃处理侵权案件,杜绝和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全国妇联权益部处长张彦红认为,这对企业会构成一种威慑。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权益二处处长钱晓斐曾经去国外考察,据她了解,“社会责任感”在有些国家是考核一家企业的重要标准。她也认为,在依靠法律约束的同时,社会必须想办法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今后对企业负责人的培训应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致力于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营造‘关爱员工、合作双赢’的企业文化氛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说,“我们希望用人单位加强社会责任感,致力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和谐。”


    国家也要注意给企业“减压”

    现实中,我们也无法将这种责任全都强加到企业的头上。如果只要求企业保障女工权益,企业就会避免使用或者尽量少使用女工。那么,表面上女性的生育权得到了保障,实际上反而使女性其他权益受到另外形式的损害。

    采访中,记者从上海某高科技集团总经理张先生那儿了解到,集团曾经想辞退一名女员工,但临近要下决定时,那名女员工怀孕了,“我当时非常矛盾,最后我们还是等她生完小孩,恢复健康后才启动辞退程序。但企业为此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调整思路,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闫傲霜提出,目前让企业拥有积极性是比较现实和符合国情的做法。我们需要制定一些政策来鼓励企事业单位吸纳女性,应设法让招收并负担女职工生育的企业获得一些补偿,比如给企业以相应的减免税等形式的政策补偿。

    “均衡企业负担,促进女性就业,这是政府应有的态度,但要防止补了企业无益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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