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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低保制度需“复方化”

时间:2006-8-5  作者:崔春雨  来源:中国财经报  查看:1699  评论:0
内容摘要:既要济贫,又要防止副作用低保制度需“复方化”记者 崔春雨就业不如吃低保 顶多吃得不太好  家住北京市宣武区牛街的段金桥一家原本靠吃低保过日子,但最近42岁的他在街道的帮扶下实现了社区就业,成为了牛街巡防队的一分子。老段工作认真努力,十分珍惜这个岗位,用他自...

既要济贫,又要防止副作用
低保制度需“复方化”
 
记者 崔春雨


    就业不如吃低保 顶多吃得不太好

  家住北京市宣武区牛街的段金桥一家原本靠吃低保过日子,但最近42岁的他在街道的帮扶下实现了社区就业,成为了牛街巡防队的一分子。老段工作认真努力,十分珍惜这个岗位,用他自己的话说:“吃政府救济,啥时是个头啊?我现在自己养活自己,心里特别踏实。”

  尽管大多数低保人员都希望能够自食其力,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老段一样选择走上就业路。据了解,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出现了“就业不如吃低保”的尴尬现象。为什么就业会不如吃低保呢?低保到底都能保什么?记者近日走访了有关部门与专家。

  “各地低保金标准不同,低保对象可享受的优待政策也有所差异。”北京市民政局最低生活保障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7月1日前,北京市城市居民低保金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7月1日后,调整为310元;粮油特困补助40元。低保对象还将享受到涉及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等多个方面的配套救助措施,具体包括免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减免火化、运输等丧葬费、免征住宅配电设施工料费、免交公有住房新增租金、学杂费减免、义务教育阶段助学金、医疗减免、私房补贴、公园门票半价、医疗救助、法律援助等等。

  与300元标准的低保金相对应的,是北京市同时期58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就业还是吃低保?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一家三口吃低保可领低保金900元,如果一人就业领取最低工资标准580元,按规定扣除部分费用后,还可享受600元最低生活保障金,那么家庭月总收入为1180元,比不工作在家吃低保仅多出280元,扣除交通费、午餐费,280元所剩无几。而如果一人就业收入达到了900元,按规定一家三口不能再吃低保,一系列附加在低保金上的扶助待遇也将失去,更是得不偿失。细算下来,有人得出结论:“就业不如领低保,顶多吃得不太好。”

  说起不出去工作在家吃低保,46岁的李本贵有着一肚子的委屈,也带着一脸的无奈。“我这么一大男人,不缺胳膊不少腿,可却靠吃低保过日子,说起来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可我真的不是不想工作,像我们这岁数,一没文化二没技术,人家给介绍的几份工作,离家远,工资低,仔细一算,真是不值。别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580元,可有时候人家都给不上这价儿!”

  低保金与最低工资标准同为保护弱势群体而制定,目前两者的配比标准是“最低工资标准×2>低保金×3”,尽管580元的最低工资与300元的低保金适用这一公式,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一定程度上拖了低保人员再就业的后腿。因此,只有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与低保金拉开层次,使就业的利益明显大于吃低保,自然就调动了低保人员的就业积极性。

  “最低工资标准偏低是一方面,但低保制度本身的福利负效应也导致了就业不如吃低保现象的存在,”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唐钧说:“低保制度的初衷只是对生活困难的人给予暂时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它的预期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能够使其摆脱生活困难的状况。然而,低保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却呈现出制造一个长期的低收入群体的迹象。低保制度之所以有制造‘制度依赖’的倾向,是因为低保制度本身给予低保对象本身稳定的预期:只要收入没有增长,就可以按月享受到政府的救济。因此,只有逐步淡化现行低保制度单纯救助的色彩,强化生活保障与促进再就业同步,才能抑制这种负效应的产生。”

  近半低保人能劳动 分类救助方显公平

  与传统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人等丧失劳动力的救济对象不同,低保制度救助的主体也在发生变化。据统计,近年来,处于就业年龄段,有劳动能力的无业、失业人员约占低保人员总数的40%至50%,在一些老工业城市,这一比例更高。唐钧说,低保制度本应是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设计的,而现在有劳动能力但没有工作机会的失业人员也被纳入进来并成为主体,那么只有建立分类、分层次的救助体系方显公平。

  自7月1日起实施的调整后的“北京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分类救助制度”体现了这一原则。北京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有关人士说,新制度进一步细化了分类救助政策,民政部门对不同类别的救助对象设定了不同的救助系数(分类救助金=低保金×救助系数),城市特殊低保对象被分为三类,按照不同的困难程度,分别以1.15、1.1和1.05的系数进行救助。而此前,这三类人员是统一按照1.1的救助系数享受低保待遇的。

  努力就业者 有奖偷奸耍滑的挨罚

  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要“两手抓”,一手抓生活保障,一手抓促进就业。只有促进就业才是积极的、根本的脱贫手段。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教授认为,要积极为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反贫困创造条件,并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帮助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相关措施。如北京市新的分类政策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实行鼓励就业与低保救助相结合的救助办法。低保对象或者低保家庭成员有就业的,在核定家庭收入时可以从家庭总收入中扣除248元(新的低保金310元×80%)再计算人均收入是否达到低保标准。此外,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在就业时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自谋职业培训以及就业后给予3年社会保险补助的优惠政策。

  据介绍,新的政策还规定对家庭月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的对象施行“救助渐退”政策,即对家庭原来享受的低保金进行逐月扣除,在两个月后停发低保。在重庆江北区,再就业的低保人员将按实际工资享受到不同标准的就业补贴;在深圳,再就业的低保人员还可以续领一年的低保金。

  而在北京市宣武区牛街街道,不仅帮扶低保人员实现再就业,还要使再就业的低保人员获得又一重的保障。该街道出台的《促进城市低保人员就业(试行)办法》规定,享受低保待遇一年以上、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愿望且符合缴纳社会保险规定的低保人员,被推荐就业或主动就业后,经调查核实,表现良好,用工单位继续留用的,经牛街鑫牛劳务派遣服务中心与用工单位协商,将其纳入劳务派遣企业,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按低保政策核减低保金。牛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曹永华说,此举不仅可以调动低保人员的就业积极性,还可以对企业的用工行为进行规范,更好地保护这些再就业者的权益。

  促进低保人员实现再就业的方式,有鼓励,也有强制。北京市规定,有劳动能力的享受低保待遇人员不进行就业服务登记的;三次不接受推荐就业的;不接受职业指导的;不接受职业培训的;两次以上拒绝参加公益性劳动(活动)的;每月公益性劳动(活动)时间少于40小时的,本人暂停享受低保待遇。

  社区就业空间大 主动退保再奖励

  “帮扶低保人员再就业,组织他们从事社区服务业是个不错的选择。”莫荣说,社区服务业具有就业空间大、投资少、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较低等特点,比较适合这一特殊群体的再就业。

  实践证明,社区服务业是低保人员再就业比较畅通的渠道。在牛街街道,在劳动科、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社保所、社区居委会、职业介绍所、职业培训学校“六位一体”的工作联动机制的指引下,“绿菜进社区”、“再生资源回收”、“早点工程”、“便民连锁店”、“社区环境清扫”、“社区保安”等项目为低保人员提供了多个就业岗位。仅2004年,该街道就开发社区岗位3350个,安置失业人员2551人,失业人员就业率达71.23%,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52%以下。

  另外,该街道还规定,凡未纳入劳务派遣企业,经确认已经自谋职业办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注册经营期限在一年以上)或参加“四进社区”和其他社区就业,主动退出低保待遇一年以上的人员,办事处一次性奖励1000元,大大激发了低保人员就业的积极性。

  不让贫困再复制贫困 教育公平是最好出路

  “在帮扶低保对象实现再就业的同时,更应该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找到一种既适合自己又可持续的谋生手段,”唐钧强调:“这种生计大多与自谋职业相关。政府政策应该有利于建立可持续生计,而不是在城市建设、环境美化、交通畅通等旗号下,肆意破坏老百姓的生计。必须要记住:小生意、小手艺,本来就是他们谋生的基本手段。”

  唐钧还提出了“贫困人口资产建设”这一新概念。他说,要走出要求低保对象在收入和财产方面必须永远“山穷水尽”的误区,反过来应该鼓励他们建立自己的资产乃至资本,比如要求他们向政府指定的账户中存款,但是这个账户中的钱只能用于子女教育、发展可持续生计等指定的目标。

  采访中,唐钧引用了《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一书中的一段话:“如果家庭想要长久地改善其生活条件,就必须就教育、住房、产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和积累。这个道理对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贫困家庭还是富有家庭。”对于穷人的个人发展账户,该书提出政府可给予资金匹配的做法。有的国家在发展计划中规定,如果积累的资金是用于个人发展或子女上学,政府给予1∶1的资金匹配;如果用于做小生意,政府的匹配将是1∶3;如果用于购房,政府的匹配将是1∶7等等。这样的做法可能在各个国家都会有所不同,但这种制度鼓励个人工作的积极性是肯定的。因为要向账户中存款,就必须要努力挣钱。其次,这种制度改变了对穷人给予救助的基本理念,要求他们按计划存款,鼓励他们自立、自助,改变了以往救助方式的被动性,将主动权首先交给个人。

  唐钧最后强调,教育是城市贫困者摆脱贫困的最好出路,阶层理论认为,要留出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通过个人奋斗向上的通道,教育就是这样的一个通道。如果把这条路堵死了,贫困就会“克隆”贫困。贫困的过多聚集就会引发许多的社会问题,那时社会付出的成本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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